心理學的理論和歷史應當如何研究，是一個重要問題。一般而言，心理學之為一門“科學”，也大致服從科學史（history science）的一般方法論。20世紀以降，尤其自Thomas Kuhn于1962年發(fā)表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以來，關于外史（external history）的研究，其聲勢逐漸壓過了內史（internal history）。關系到具體的問題域，關于“心智”（mind）的研究并不為心理學這一門學科獨享，而是自1956認知科學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后由“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這一跨學科領域（包括心理學、哲學、人工智能、語言學、人類學等）共同經略。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更切合實際地了解和評估心理學學術共同體以及心理學人的知識生產活動在認知科學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成為了我們關切的重點。

　　歷史可能會被遺忘，于是對歷史真相的不斷重新回溯也是對世人的不斷提醒。這對于心理學的理論和歷史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在今天，以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內史的理論重構手法回顧心理學思想史，不再是以輝格史的口吻頌詠學科內的出于歷史必然性的科學進步（scientific progress），而是為了澄清不單為學科外人士、乃至為心理學人陌生以至無意或有意歪曲的歷史事實。

　　近日，紹興文理學院大腦、心智與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學系董達博士作為第一作者、陳巍教授作為通訊作者在權威期刊《心理學報》上發(fā)表了題為《人不是物：社會認知的稽古維新》的研究論文。該研究圍繞早于1956認知科學革命的早期社會認知（early social cognition）進行了理論探討，力圖引入以Fritz Heider為核心人物的以人為中心的（person-centered）的社會認知思想以矯正當代社會認知哲學中的理論弊病。本文是董達博士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過程哲學與當代意識研究”（20CZX015）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的主要內容：當代社會認知的理論版圖可分為經典概念工具箱與正在與之對抗的新概念工具兩部分。經考證,理論論（theory theory）和模擬論（simulation theory）等經典概念工具集中誕生于1980年代的美國認知科學界,可以被視為1956認知革命蔓延至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產物,而新概念工具可以被視為與第二代認知革命相適合的替代理論。歷史上,社會心理學接受了認知主義的“物”（thing）的抽象認知原理,也全盤接受了它帶來的理論負荷,即對“人”（person）的感知被還原為對“物”的感知,并且隸屬于后者。然而,基于“物”的抽象認知原理始終無法與社會認知的以“人”為中心的實踐經驗相結合,也未能實現(xiàn)該領域的自治。事實上,這一理論困難并非一直存在于“社會認知”的歷史路徑中,至少在以Heider為標志性人物的1950年代早期社會認知中便不是這樣。Heider“人不是物”（Persons are not Things, PANT）理論體系在個體層面上包括知覺實在論（perceptual realism）、事件歸因（attribution）和生命性?非生命性（animate-inanimate）范疇區(qū)分三個部分,但是第三個理論部件彼時囿于作者主題側重、證據(jù)不足、技術匱乏等多種原因未能完成。結合當代來自演化和比較的、行為和發(fā)展的以及神經通路假設的新證據(jù),通過重新發(fā)掘并最終完整構建了“人不是物”論題,嘗試為當代社會認知理論困難提供一個建設性意見。

　　“人不是物”論題本身已經蘊涵了這樣一種預設,即：作為感知對象的“人”與作為感知對象的“物”——盡管均屬于被感知的一般對象——存在范疇上的明顯區(qū)別。于是,該論題在感知對象的界定上主要包含兩個理論部件：一般對象定義和人/物對象區(qū)分（后者在當代語境中又涉及到有生命性/無生命性區(qū)分）。于這里的工作而言, Heider理論可能是早期社會認知諸家中最可靠的開端,原因主要有二：一是Heider理論同時包含了一般對象感知和人的感知兩部分,是最完備的（其他社會認知諸家通常只偏于一隅）；二是他的一般對象理論是早期社會認知諸家中創(chuàng)立最早的,并對后來的幾種代表性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Heider的早期工作著力于一般的感知對象與媒介（medium）的實在論區(qū)分（Heider, 1920, 1926/1959）,而后期工作則系統(tǒng)闡述了人的感知和Heider所謂的常識心理學（Heider, 1958; Heider & Simmel, 1944）。表1是對“人不是物”論題理論部件的概括。需要強調的是,盡管Heider（1958）已經預設了人與物因其生命性（animacy）屬性而有別,但是彼時此項工作未能得到切實的分析。基于當代神經技術,生命性等級作為對對象本身的分析現(xiàn)在得以補充進來。

表1“人不是物”論題的理論部件

　　諸外部對象之間的關系,其因果關系可以通過物理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一個事物是否是生命可以通過科學的生物學進行判定。但是在心理學中,在認知上,被感知的對象存在因果性（Heider, 1944; Michotte, 1946/1963）和生命性則存在獨立的研究進路。Heider和Simmel（1944）被視為現(xiàn)代生命性研究的開端（Rutherford & Kuhlmeier, 2013; Scholl & Tremoulet, 2000）。在調查中,被試幾乎無一例外將影片中看到的大三角形、小三角形、圓形三者之間的關系擬人化,感知為類似人際關系;被試稱它們就像“活的”一樣。Heider和Simmel依賴簡單二維圖形的運動學（kinematics）線索以啟動被試對生命性的感知。此外,幾何形狀（shape）本身亦可以表示社會認知的標志性對象,例如人臉（face）或者社交軟件中的表情包。

　　生命性概念至今未能獲得公認的嚴格定義。在現(xiàn)代語境中,它一般從字面上指將一個對象感知為“活的”（living）自主體（agent）的能力。但是“活的”和“自主體”本身均不是被良好定義的概念。一般而言,現(xiàn)在存在三種定義生命性概念的方法：（1）傳統(tǒng)的生命進路。從“活的”日常語言表述出發(fā),將常識或樸素心理學中的有生命性?無生命性概念區(qū)分等同于樸素生物學（和科學心理學）中對活的?死的概念區(qū)分。但是“活的”這一表述在中外語境中均是含糊的、有歧義的。（2）自主體進路。在將有歧義的“活的”另外理解為“活動的”意義上,對生命性的感知等同于對能夠自主運動的自主體的感知（Westfall, 2023）。本文在表述上亦普遍采用了“自主體”的措辭。這一進路在哲學概念分析上是有益的,但是“自主體”概念在認知神經科學中缺乏操作性定義,以及,關于自主感(sense of agency)實證研究與生命性感知實證研究畢竟是兩個不同領域,至今尚未得到合并。(3)基于現(xiàn)象感知的整合進路。前兩種進路可能均無法良好地應用于認知神經科學中的實證研究。人類個體是否能夠感知到生命性,現(xiàn)在既不是樸素或科學生物學問題(是否是“活的”或“生命”),也不是常識或樸素以及科學心理學問題(是否是“活動的”或“自主體”),而是基于可操作的神經技術來判斷能否在被試腦中確實地激活生命性神經通路。當然,被試首先在第一人稱的感知現(xiàn)象上是清楚明白的。Jozwik等(2022)嘗試將“生命性”的定義分為5個維度,這5個維度均多少存在合理性,現(xiàn)在均可概括至對“生命性”的界定中：活的,看起來像動物,具有移動性,具有自主性, (移動)是不可預測的。綜上，根據(jù)Fiske和Taylor（1984）人?物區(qū)分九點標準嘗試給出可視化分析。圖1表示視覺感官對象的生命性等級,同時也是用于視覺生命性感知實驗的實驗材料。從有生命性的臉(人)、身體(人)、臉(非人)、身體(非人),到無生命性的自然物(小)、自然物(大)、人工物(小)、人工物(大),構成了包含兩種對象子范疇的一般對象連續(xù)統(tǒng)。右側雷達圖根據(jù)人-物區(qū)分九點標準嘗試給出可視化分析。被試在感知不同生命性等級的對象圖片時,腦中涉及生命性感知的腦區(qū)的激活程度不同,從而外部對象與內部神經通路之間存在相應的一致性。

圖1對象的生命性等級

　　“人不是物”論題涉及到了所有“對象”的價值(或意義)賦予問題。“人不是物”論題也在以交互行動為基礎為所有的外部對象賦值,從“人”到“物”，它們現(xiàn)在屬于一個完全的生命性等級。

　　更廣泛而言，在20世紀人文科學中,Scheler（1928/2018）、de Chardin（1956/2012）、Foucault（1966/2016）等重要人文學者呼吁道：關于“人”的科學只能在直面其本身的屬性、構成和歷史時獲得認識,除此之外,訴諸其他所有間接的方法、其他所有的學科均不能真正認識“人”——“人”的現(xiàn)象、“人”的經驗、“人”的知識,來自信息加工心理學的“物”的抽象認知原理也不例外。早期社會認知的“不惜以任何方式更多地認識人”毋寧說是社會心理學家的第一道德律令,他們應當以如此的希冀和努力作為天職：從“人”完全屬于的社會多元體的內部構成中塑造“人”的所有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人”在所有這些社會交互的基礎上擁有了能去感知自身和他者——感知“人”——的奇特能力,這種能力就是社會認知。

　　原文鏈接：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10.3724/SP.J.1041.2025.0173

　　作者和課題組簡介：紹興文理學院心理學系董達博士為第一作者，紹興文理學院心理學系陳巍教授為本文的通訊作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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